2019年10月17日：抗议文化在罗马尼亚的复苏

除了参加投票选举之外，公众的抗议活动是在现代社会自由表达意见的最好方式。这种活动始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革命，而至今成了测量一个现代社会的自由和多样性的标准。二十世纪的暴君对那些反对其权威的抗议活动和民众怀有病态的厌恶感。而现代非自由派和民粹派领导人也对此深恶痛绝，但他们却无法像共产和法西斯政权那样镇压抗议活动。

Steliu Lambru, 17.10.2019, 11:21

除了参加投票选举之外，公众的抗议活动是在现代社会自由表达意见的最好方式。这种活动始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革命，而至今成了测量一个现代社会的自由和多样性的标准。二十世纪的暴君对那些反对其权威的抗议活动和民众怀有病态的厌恶感。而现代非自由派和民粹派领导人也对此深恶痛绝，但他们却无法像共产和法西斯政权那样镇压抗议活动。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抗议活动在罗马尼亚是一个社会或政治团体反对政府官员的普遍方式。1945年，共产党上台执政时，对一切抗议施予粗暴的镇压。尽管如此，在1945年至1989年间，由于罗马尼亚人对日常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变质转劣而忍无可忍发动了大型抗议活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列举的几个例子有：1977年矿业和1989年布拉索夫“红旗”和“拖拉机”工厂的工人集体抗议的活动。1989年，罗马尼亚人借着一系列的大规模示威，重新获得抗议的权利，这些抗议示威导致了共产党政权的倒台。从此之后，罗马尼亚的近代历史也从抗议文化复苏的角度重启新页。

反对共产党的诗人安娜·布兰蒂娅娜（Ana Blandiana）是对罗马尼亚抗议文化的复苏做出贡献的人物之一，她举办了一次题为“民主和抗议的”展览。安娜·布兰蒂娅娜表示，此次活动的目的是回顾那些导致抗议精神复苏的时刻。她说：“这个思想，尽管不是全新的，但对现代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想把在罗马尼亚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游行，自1945年首次反共产党政权的抗议，到2017年在首都布加勒斯特“胜利广场”再次爆发的示威游行，收集起来像串珍珠一样串联起来。这半个多世纪的年岁里，人民有30年是自由的，另45年是在专政制度度下度过的。展览实际上是对创造抗议文化做出辩护。一个真正的文明也包含抗议文化，而抗议文化意味着公认这些抗议时刻并把它们联系起来。在罗希亚·蒙塔纳（Rosia Montana）金矿举行抗议示威期间，人们用幼稚的口气说，这是现代罗马尼亚的首批抗议活动，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更何况参加布加勒斯特“胜利广场”抗议活动约一半的示威者是20年前在“大学广场”对共产党政权表示抗议的人。2017年的示威者对此毫无所知，我们生活在一个记忆被破坏的社会里。这个现象表明并非是人们怀有恶意，这是个不祥的兆头，使得你对未来几代人感到担忧，因为他们不愿意把从前曾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抗议的存在不一定就有益于民主。安娜·布兰蒂娅娜说：“我从美国那里得到了一份散文，名为‘抗议的语言’，封面还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标志。我这才发现不同类型抗议活动之间的差距。对作者而言，抗议是对社会表示质疑的方式，无政府主义则是希望摧毁社会，但并不说明用什么来取而代之。我们想到的抗议活动都是为捍卫法治国家而举行的。譬如：1945年法治国家面临被摧毁的危险，人们为了能够重新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里而举行抗议。1987年，布拉索夫示威者为何举行抗议示威呢？他们是一些刚刚走出幼年期，代表布拉索夫工人组织的年轻人。‘公民联盟’10年间所作的，是对拒绝在蒂米什瓦拉（Timisoara）宣言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做法表示抗议。2017年的民众示威，是对那些致使罗马尼亚无力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的当政人士的抗议。”

在遭受50多年的不断镇压后，抗议文化重新成为罗马尼亚人日常的一种行为方式。九十年代的抗议活动其表现多种多样，从和平的、建设性的示威到极端的暴力形式。政治抗议成为报刊和广播电视台的头版头条新闻。1990年4月和5月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广场”举行的为期52天的马拉松示威游行，依然是民众在感到执政者不是为公共利益而行使职权时，说“不”的最重要的标记。我们可以说，1989年后，罗马尼亚抗议文化的复苏与政治和民主的复苏及民众生活再次进入正常状态紧密相关：这就是密切关注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福祉。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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