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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7日：罗马尼亚共党执政下的情报局和考古活动

Steliu Lambru, 27.10.2022, 16:37

科学研究在极权主义和独裁政权下是完全受控于国家机构的严格控制。审查制度是这种政权结构的基本元素，联同镇压机制构成了其坚硬残酷的本质。共产主义国家的运作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对历史的诠释是极端紧要，而且是国家安全局特别关注的因素。安全局是罗马尼亚共党政权通过意识形态来镇压民众的机构，社会人文科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是他们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就连历史学和考古学也不例外，无法逃脱，而与其他人文科学一样被意识形态化。此外，罗马尼亚的历史遗产也遭到严重打击，在某些罗历史学家的情况下，甚至遭受身体上残暴的虐待。许多前旧有政权的历史学家无论是因为其政治立场还是其科学观点而惨遭安全局的镇压与监禁。自50年代以来，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如格奥尔基·布勒蒂亚努（Gheorghe Bratianu）、康斯坦丁·久勒斯库（Constantin Giurascu）、彼得·帕纳伊德斯库（Petrel P.Panaitescu）、塞尔维尤·德拉格米尔（Silviu Dragomir）等先后被监禁。一部分人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其中之一是格奥尔基·布勒蒂亚努（Gheorghe Brătianu），另有一部分政治犯等到1964大赦年，幸受平反而免于一死。

特尔戈维士泰（Targoviste）“瓦拉希亚”大学（Universitatea Valahia）的考古学教授马利安·科萨科（Marian Cosac）编辑了一部书，介绍前情报局档案的文件和情报局指导1989年革命前考古学研究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情报局在考古学领域干预的程度十分严重，设定了应该研究的主题和从中应该得出的结论。这指的是，可以在考古工作中得到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理论和证据。罗马尼亚人民的形成及其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马拉穆列什（Maramures）、巴纳特（Banat）和多布罗加（Doborgea）等地区人口的繁衍连续性不只是考古发掘活动应证明的理论，而且可以说是一种缠绕在执政者脑海的问题，是考古学家应该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对历史真理提出的要求是证明罗人民连续不断地居住在他们的领土上。这个问题，针对罗马尼亚在上述地区因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两国出现分歧，吸引了特殊的关注。所有历史和考古研究都被要求证明上述省份分别在1878年和1918年与罗马亚实现统一。但这不仅是罗马尼亚情报局的行为方式，其它共产党国家的镇压机制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段。本台记者请马利安·科萨科介绍情报局如何为考古学家设定研究任务及其应该得出的结论。

他说：“情报局当时在罗马尼亚博物馆安插了非常广泛的情报网络。这些情报员的任务是从科学的角度保证考古学得出他们需要的正确数据的阐释。因为情报局的情报员没有能力理解考古学语言，令人遗憾的是，有关不遵守历史真理的谴责其实是来自历史研究的同僚，而并非是来自情报员。考古学数据达到情报员的手里后，他们通过做后续文件进行干预。有的考古学家，尽管他们有极强的科学观念，牢固的科学研究基础，但却被视为罗马尼亚国家人民的敌人，被谴责是歪曲历史事实。”

情报局对考古学研究的干预甚至影响到了某些人的私人生活。不少考古学家，因曾有勇气反对政权对他们细致的考古工作极为粗鲁的干涉而令人佩服。蒂米什历史博物馆（Muzeul de Istorie din Timis）的佛罗林·梅德列茨（Florin Medelet）就是因反抗而受苦的其中一例。

马利安·科萨科说：“佛罗林·梅德列茨由一个偶然发现而成为引起情报局注意的考古学家之一。这指的是在一座公寓楼的地基找到的三块罗马砖头。这三块砖头被现代历史专家伊昂·迪米特里耶·苏丘（Ioan Dimitre Suciu）理解为古罗马因素在巴纳特地区连续居住的明确证明。他确认在蒂米什瓦拉（Timisoara）地区曾有一座罗马兵营，不可否认的证据就是那三块砖头。梅德雷茨以考古学家的身份拒绝了这个假设，因此情报局给他立案，对他的科学生涯和私人生活造成严重后果。他被撤销博物馆馆长职务，并被降级到最低职位。他被禁止发表考古学研究，被追踪，并被阻止攻读博士学位。这一切对佛罗林·梅德列茨的直接影响很糟糕。梅德列茨毫无疑问是巴纳特地区考古学研究的优秀代表，并建立了自己的考古学派。”

在1945年至1989年，考古学是被意识形态控制的科学学科。中立诚信的研究遭到残酷镇压，许多诚实的结论就不得不留在抽屉里，不见天日。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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