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9日：道家经典—古今译法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与帮助西方公众对道家和道教经典正确理解密切相关的主题：翻译道家经典的方法。

Irina Ivașcu （逸雪）, 19.05.2017, 10:40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与帮助西方公众对道家和道教经典正确理解密切相关的主题：翻译道家经典的方法。

鉴于现代翻译学的理论注重原文和译文的文化环境及翻译目的，所以现代译者选择的翻译方法势必考虑翻译的目的。谈到道家经典时，著名法国汉学家米凯尔·拉法格（Michel LaFargue）认为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是提取对现代读者有意义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所用方法是释经翻译或灵感翻译；第二是理解原文对原始读者的意义，相应的翻译方法是历史翻译。其实，这两个翻译方法只不过是文字和意义对峙的新释译而已。谈到《老子》，拉法格表示，西方翻译师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释经翻译。这显然是因《老子》就是一部经典，而且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译者由于原文极为奥秘的表达方式及可采取的诸多解读方式，几乎无法确定其原始的意义，也无法直译。《列子》与《老子》相比就相当边缘化了，译文的数量也比《老子》少，风格相距很远。《列子》词书的风格是叙述性，而且也不那么奥秘，因此译者更多倾向于直译。从此而言《庄子》应排在两者中间。

拉法格所提出的重要一点是，经典翻译有时符合译者自己的世界观。无论是指受海德格尔影响的译者，像分析哲学家陈汉生（Chad Hansen）、禅宗信徒斯蒂芬·米歇尔（Stephen Mitchell）或是神秘主义者，均倾向于照己意和信仰解读文本，结果著作很容易被融入自己代表的潮流中。其实，如果细心探讨西方人如何接受道家思想的话，就会发现西方人思维方式对译文有巨大影响。道家经典的翻译方法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西方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对道家和道教的态度，以及他们从此出发形成的不断演变的观念所铸成的。这也就是现代译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旨在将译文重新与文本的本义连接起来的历史翻译和直译的原因。

拉法格认为，一旦承认自己的限制并意识到所针对的目标，两种译法都有本身的价值。一方面，一个释经翻译不能显耀自己能揭示原文的原始意义，另一方面，历史翻译不一定能吸引现代读者的兴趣。但这两个方法可以结合起来，既考虑历史、社会、文化和语言环境，又不忽视对现代人类的意义。这符合德国二十世纪初著名文人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念。他认为，不同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可以对重建文本意义的同一性做出贡献。不过，我们即使确认不同表达方式有共同根基，并不意味着翻译过程中可以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正相反，必须在翻译和非翻译之间划出更加明确的界限。任何翻译形式都必须考虑其真实意义及其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而这就与历史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在翻译《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经典时，罗汉学家使用的方法是直译，但却没有达到像鲁迅先生那样把直译推到极端的地步，是一种较温和的直译，不是“硬译”或“死译”。其目的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达到真正的对话和平衡。

罗文《老子》译本共有九部。其中只有五部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的。首次翻译是于1932年，大概在一部法文译本的基础上做成的，也许是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版本，译者没有透露姓名。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从汉语直接翻译版本，是由罗人与中国人合作实现的，将经典视为通过神秘知识摆脱肉体痛苦，获得精神修养的具体工具。这部将道家、禅宗和瑜伽混为一谈的译本可以被纳入新纪元运动之中。译者们尽管自己认为对文本理解很深，尽量直译，最后结果未能作出隐喻跳跃。首批将语言文学技能、哲理探索与历史解读结合起来的译本是迪努·卢卡（Dinu Luca）和本台记者谢芦宾（Serban Toader）分别于1993年和1999年做成的。卢卡的译本添加了《庄子》一些相关的片断，谢芦宾则添加了河上公的一些解释。最新一部译文作者也是本台编辑部的同事苏燕。

至于《庄子》和《列子》两书，就像英文、法文、德文等西文一样，译本的数量远远赶不上《老子》，各有一本，分别于2009年和2000年出版。《列子》是由魏山与我本人翻译，《庄子》是由白罗米与塔迪亚娜·塞加尔翻译。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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