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2日：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

翻译是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的一个基本因素，同时又是来自不同文化圈，讲不同语言的人之间初步接触时搭建沟通桥梁最基本的工具。没有翻译，讲不同语言的人根本无法沟通，无法交流思想。人类最早的翻译活动是出自于商业和外交需求而产生的口头翻译。但这并不能视为翻译技巧发展的主要动力，翻译和文化交流原始时期的主要动力大概是宗教和哲学思想。

Irina Ivașcu （逸雪）, 12.05.2017, 13:00

翻译是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的一个基本因素，同时又是来自不同文化圈，讲不同语言的人之间初步接触时搭建沟通桥梁最基本的工具。没有翻译，讲不同语言的人根本无法沟通，无法交流思想。人类最早的翻译活动是出自于商业和外交需求而产生的口头翻译。但这并不能视为翻译技巧发展的主要动力，翻译和文化交流原始时期的主要动力大概是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国也不是例外，在中国第一场重要的翻译浪潮是早在汉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产生。中国的翻译史一般被分成四个主要阶段，头两个阶段都是从传教的需求而产生的。第一个是从东汉至北宋佛教经典的翻译，第二个是明清时期基督教经典的翻译。最后两个阶段与宗教毫无关，但倒是与思维方式的演变和思想交流密切相关，分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和1949共产党政权建立后翻译直接从西方或通过日本吸收过来的各种作品。其实，除了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之外，还有两个现代学者不那么注重的阶段，第一个是公元七世纪唐朝时期，景教传入中国，这算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初步阶段，为后来的天主教传教士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重要阶段则是于清朝初期的汉克塔布，即结合伊斯兰教和儒教的中国本土化伊斯兰经典。这两个阶段可以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里程表。

唐代时期和明清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同时又是使中国经典和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传入欧洲的先驱和首批汉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利玛窦，他在19世纪的主要继承者之一是詹姆斯·莱格。他们为了后代的译者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儒家和道家经典的译者树立了模范。当然首批汉学家的翻译如同汉代佛教经典首批翻译者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一般出现很多当时很难解决的问题，而目前翻译学和翻译技巧在经过数百年历史后逐一发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及产生的误解，逐渐形成了新的翻译方法。

翻译某一文化基本经典，尤其是宗教和哲学经典的关键性问题是

参与翻译过程的两种文化是否可以进行对比，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在两者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流。现代翻译学不再把翻译视为一个简单的信息传递，因为语言与自己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化间的关系变成一个关键性问题，充分证明了其影响概念和文本框架的能力。在后殖民时代在对两种文化通过翻译进行的交流和互动的效果进行评价方面，占据优先地位的标准是按照它自己的标准理解原语文化。这主要取决于概念框架的渗透度，以及扩展概念框架以及实现语言的潜在范围并超越自己文化意识限制的能力。超越将自己投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中心模式，而同时避免落入绝对化差异的陷阱，以免把他者的演说看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与自己的演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并完全独立地运行在自己的系统中，对翻译工作提出这些新要求产生了通过创造一种旨在恢复整体的同一性的混合语言来在两个文化之间建设桥梁。

中国思想和文学进入罗马尼亚的起初阶段是通过主要从英文和法文过来的间接翻译，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出现了初步直接从中文翻译成罗文的中国文学和哲学作品。布加勒斯特大学东方学系和儒家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文学的翻译工作有了蓬勃发展。直接从古代和现代汉语翻译中国文学第一代汉学家是布大中文系的首批教授Toni Radian和Ileana Hogea Veliscu，此外还有Lupeanu夫妇也翻译了几部中国文学书籍。目前在布大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教授在魏山教授的指导下为中国文学翻译奠定了新基础，使其追赶法国、德国和英国汉学的杰出成就。布大中文系的翻译工作可分成两个主要潮流：一个是针对古代经典和古典诗词，主要集中在古典经典上，另一个则是针对现代文学，以现代小说和诗歌为主。在罗马尼亚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的儒家经典包括，魏山教授译注的《论语》、Ileana Hogea Veliscu教授译注的《诗经》和白罗米教授译的《荀子》。至于道家经典，迄今翻译的作品包括：Dinu Luca教授和本台同事谢鲁宾分别译注的《道德经》、魏山教授和我本人译注的《列子》、罗米教授和Tatiana Segal译注的《庄子》。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我们将在未来的《汉学在罗马尼亚》专题节目中向您介绍罗汉学家翻译儒家和道家经典的具体情况。

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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