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努·卢卡教授 (Prof. Dinu Luca)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本台过去的不少节目中我们曾经谈到过丁努·卢卡教授。
Roxana Ribu (洛河), 27.04.2014, 12: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本台过去的不少节目中我们曾经谈到过丁努·卢卡教授。
今天我们很高兴播送卢卡教授在2012年11月份接受罗马尼亚著名杂志《文化观察》记者采访的第一部分。 当时卢卡教授在主要书籍博览会上为了刚刚发行罗文翻译的莫言小说“生死疲劳”而被授予“拉丽安”奖项。
“记者： 丁努·卢卡先生，哪个事件使您选择中国语文，中文哲学和文学呢？
卢卡教授： 就是因為我在1987年上了布加勒斯特大学外语学院的中文系。 我认为这是很幸运的事， 因为接近中文后就觉得我碰到了精彩的学术领域，但是肯定有个很艰难的学习任务，可是在那幸苦经历过的几年里，却也让我看到远景。此外，我得着很好的训练，使我坚持努力，并使我思想活跃充满问题，在中文意义上相比、相对、看细微的差别、放下来思辨然后回来再重复学习。我终于不可逆转地爱上了中国的古典大师，也就是孔子、老子、庄子， 所有的子， 那么我所经过的经验也都变得非凡。当时每日给我们上课的教师扮了关键的作用， 他们一年级就开始讲孔子或诗经。从此过了几年后就能理解古典文学，几年后开始分析当代文学。
记者：东方语言的研究需要很复杂的培训，要熟悉历史、宗教、神话学、哲学、文明、文化等专业。一位汉学家是怎么培训的？
卢卡教授：这得看开始的重点。传统的汉学家熟悉自己文化的参考点，开始研究中文时已经学好流行语言，常常熟悉古典语言， 而好奇心常常让他迈上往其他部门的道路。当今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可是有的方面仍旧保持了原来的形式。语言是重点：没有经过坚实的语言培训，还包括古代汉语的培训， 那么难以说是汉学家。另一个方面和我的教授与同事伟山教授所说的话有关系， 她涉及到“当学生的需要”， 也就你在18-19岁起就要开始学起来，为此要采取谦逊态度。另外，对传统汉学生出的变化是当今的汉学家常常发现并确认对中国的了解是部分的， 不完全的， 而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换句话说，他仅仅是一位专家， 并且希望熟悉有明确限制的部门，而且不要承担百科全书作者的态度，或停留在浅薄、为时过晚的态度。从我的观点来讲，得到汉学家资格就意味着选择并探索某一个方面的信息， 为此要经过阅读基本经籍、多次改变观点或趋势、进行相比和接近这些阶段。总的来说， 您所问的道路可能是不同的，可是目标应该是唯一的，也就是当探索中国文化某一方面的专家， 并且要和那方面有关的主要理论不断进行对话。
记者：您第一篇将中文翻为罗文的作品是什么？您第一次阅读原文作品的中国作家是哪位？
丁努·卢卡教授: 第一篇翻译是从古代汉语作品开始的， 就是老子的道德经，这篇文稿列入我的毕业论文。后来，这篇翻译经过修改并援引不少另一位道家庄子的作品部分后，在1993年由胡玛妮塔斯出版社出版。然后在我完成的翻译作品中我要提到刘勰的文心雕龙， 这就是经由自己发现的重大作品。是一部6世纪长达50章的诗词艺术作品，内容牵涉到中国文学、写作艺术、读书艺术、文学视野等等。我把它差不多全部翻译成罗语， 此外还有不少有关中国文学思想的古代作品，就此编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我打算重新审视这些翻译， 再次整理并准备将来出版。
记者：您翻译了不少当代中国作家， 可是让罗马尼亚读者最感兴趣的是《红高粱》， 这篇小说证明了莫言的确是位伟大的作家。你在翻译这位最近赢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之作品有那些困难？
丁努·卢卡教授: 我向胡玛尼亚斯出版社提出翻译红高粱的建议时，已经接触过包括莫言在内80年代不少中国作家的作品， 特别是他们的短篇创作，有一些我已经出版了。我对他们使用非常简洁的方式与激烈的手法来释放语言的实质使我特别感动。 比如残雪，彻底震碎了简洁的文字。相比起来， 莫言似乎属于巴罗格式， 象马尔克斯那样、是多音调的， 尽管其短文似乎不那么强调。 可是红高粱呢，从开始就冲击我的是无穷无际丰盛的词汇，其丰富的寓意令人瞠目，你越进入小说越感到被吞噬，不到结束不会放过你。方言、成语、书面语、典故、拟古、残酷的，鲁莽的、各种各样的音调，不断地， 似乎每页都有。我觉得掉入了洪水中快要被淹死了， 我很强烈的感到我还没掌握好应对的罗语。所以我重新开始，完全修改了翻译， 用了好几个月把文字统一化、强调了色彩、寻找了各种应对词汇并探索各种表达方式。我切望能向罗马尼亚的读者用中文那样丰富、壮观、意外的语言来介绍莫言。我很幸运和胡玛妮塔斯出版社的编辑进行了良好的合作， 这样， 红高粱家族就变成了 Sorgul rosu.
记者：目前， 高的阿姆斯书籍出版社就要发行《生死疲劳》。翻译这篇700多页的小说要了多长时间？翻译这条标题又有多大困难？
丁努·卢卡教授：为了翻译生死疲劳我使用了几个工作阶段， 一共需要三年半的期间。这不是因为文字太长、太难， 而是我的专业职责是优先的。原来，罗文标题应该是 viata （生） moartea （死） oboseala （疲劳）， 这同书内的佛教忏语有关系。在出版社的克门耐斯库女士建议下我们选择了书皮上的标题， （这就是 Obosit de viata, obosit de moarte）
记者：在这些罗马尼亚人不十分了解的中国文学巨作中，您最希望翻译的作品是哪些？
丁努·卢卡教授：您所提出的问题并不容易回答。有几个原因：第一翻译必需奉献时间，特别是你想用诚心、爱心来完成翻译的话。第二个原因有关于我们本地文化译者的角色和作用。这两个问题太敏感了，无法在这里详谈，但这都影响到我的选择，甚至继续翻译工作的愿望。谈到理想，我很想先完成已经开始而还未完成的工作。我的电脑硬盘上有道德经的新译文，2007年翻译全部完成，但当时就找到以前没敢梦想可以得到重要的参考书，速度就放慢了，以致中断了我的工作。此外，我还想用一段时间努力完成两部著作，一部是“法家”的威权传统作品“韩非子”，一部是道家的百科全书“淮南子”，然后是我已经提到的诗论“文心雕龙”和陆机的“文賦”；最后这篇很美，也很难翻译，但我很喜欢！这些作品的翻译已经或差不多完成了。谈到当代文学，我还要提到1930-1940 年代的几位现代作家， 我已经爱上了 林语堂、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然后是80年代末的前卫作家， 特别是余华、苏童等。还有不少古代或现代文学的作品，这些都在罗马尼亚不为人知。这不单纯是说我本人或他人对这个宏伟文学的爱好，而是接近它还需要做许多的工作。
记者：就您本人的经验， 您能对翻译和翻译者作出定义吗？
丁努·卢卡教授：我不能一概而论，但对我来说，翻译包含爱和冒险。不论何种程度，它们都临在翻译工作之中。爱的对象不同，也许是一位作家（上述的某一位）、一种概念（比如说解构主义，为此我已经翻译并还想翻译希利斯·米勒的作品）或一种文明（中国文明，或其他文明）。同样的爱也有一种不变的对象：这就是罗马尼亚语。我说的也许是老生常谈，但说到最后这种爱的对象常常是让我继续工作的主要动机，这都与我刚刚谈到的翻译者的地位有关。冒险在翻译的每个语言中都存在，只是每次都有新的形式，或是迷宫里的游戏，或是声音间的漫游……。这二者都应指向的不是爱的冒险而是冒险的爱。
记者：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谈而我还没有问到？
丁努·卢卡教授：我真希望您问到我这许多年从事汉学工作所累积的感激。我会告诉您，这感激的心债令我多么高兴，特别是这债一直未清，这就是我不断得到支持和友谊，这些“债权人”中，有我的老师、同事，他们仍在布加勒斯特外语学院教书，吸引着学生们，不断的翻译和写作精彩的作品，我指的是韦珊和白兰老师，她们在罗马尼亚的中文研究工作上作出很大贡献，我的工作始终与她们同行。在翻译莫言作品的过程中，我特别要感谢一些大学、组织，特别是胡马尼塔斯出版社。20多年前，一位年轻的中文系毕业生得到该出版社的信任。这些年来，我和该出版社每次的合作都是完美的，也因之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但对我来说，最令人振奋的感受是尽管汉学家孤自努力工作是必要的，但实际上却同时带有许多交流和关怀。我特别高兴能在此说出这一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丁努·卢卡教授接受罗马尼亚《文化观察》杂志的采访到此结束。我希望这采访圆满地向您介绍了罗汉学家努力工作帮助罗马尼亚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层面。如果您谈谈对罗汉学家藉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来推广中国文化的看法，我们会很高兴。《友谊纽带》节目编辑洛河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节目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