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3日：巴萨拉比亚的反共文化抵抗

在1944年被苏联吞并的巴萨拉比亚地区内，反抗苏联的声浪带有清晰的民族口音，正如其他被圈入苏联阵营的国家那样。巴萨拉比亚区的罗马尼亚族人面对思想和民族上的压制，使用文化方式来作为抵抗。他们表面上遵从官方的文化指令，但是又展开颠覆性的作法，就是写作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抵触的作品。

Steliu Lambru, 13.06.2019, 09:52

在1944年被苏联吞并的巴萨拉比亚地区内，反抗苏联的声浪带有清晰的民族口音，正如其他被圈入苏联阵营的国家那样。巴萨拉比亚区的罗马尼亚族人面对思想和民族上的压制，使用文化方式来作为抵抗。他们表面上遵从官方的文化指令，但是又展开颠覆性的作法，就是写作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抵触的作品。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文化抵抗就是由作家来主导展开的。他们是反抗政权文化压力的精神代表。斯大林去世后，1950年代后期这些文化争论的战场就在作协这个官方机构内。

安德烈·库什科（Andrei Cușco）是基希讷乌国家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认为，斯大林逝世后，巴萨拉比亚作家中就出现了紧张状况。他说：“这是赫鲁晓夫解冻期过后的情况。从这时期开始，我们可以谈谈在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知识界的代表间，不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间，相对性的自治空间的出现。这种自治空间出现到一个程度改变了执政当局的运作，替代了斯大林时代公开残酷的镇压方式，而改用了难以描述的晦暗方式，但仍然是一种压力与合作共存的连续体，继续针对持不同政见的抵抗与反对。”

1945年后，作协经历了改革与变迁，此前代表罗马尼亚文化的一切因素都被取代。斯大林逝世后发生的纠纷是围绕着两个权力极点而产生的。安德烈·库什郭说：“1940年代下半年， 摩尔多瓦共和国作协内的权力关系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特别在地理上的归属问题。换句话说，是所谓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作家派别与所谓巴萨拉比亚人派别间的对立。而这种地理因素上的对立，还因着政治因素的对立而加倍，这指的是与当时的共产党员作家，共产党员及无党派人士的对立。”

处在相对立场的两个作家派别有着截然不同的传统渊源和政治抉择。安德烈·库什郭认为，两代亲罗马尼亚的作家联盟构成了文化上的对立。他说：“1970年代，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作协有两代人为主导地位及优势而斗争。这两代人的互动产生了很有意思活力。那是个赶上政局解冻的一代，是192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在斯大林逝世后，才初露头角，大多数是在罗马尼亚学院里读过书，熟悉罗马尼亚文化，有着扎实的写作能力。

另一方面是1960年代开始飚升的作家，他们大多是在1920年代末与1930年代初出生，并在苏维埃学院读过书的，显然是现政权制度下训练过的人。这个区别会很重要。虽然这两个派别间经常发生关于文学风格或社会现实主义定义的争论，但却联手反对原本在作协中占主导地位的特涅斯特河左岸的作家派别，因后者与政治及共党势力紧密接近。”

巴萨拉比亚的文化抵抗是在1960年代中随着决定性事件的发生而形成的。安德烈·库什科就此说：“作协历史的转折点是1965年摩尔多瓦作协第三届大会。该事件标志着作协内权力变化上明晰的动态发展。该大会是在勃列日涅夫掌权初期举办的，被认为是本地知识分子对政权及制度表示反对的高峰。

这些作家是用标准的罗马尼亚语写作的首批人。从1957年起， 罗马尼亚语变成所谓的摩尔多瓦语，是用西里尔文字写的，是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后一次语言改革。这些作家的作品远比比前一代要好得多，与当时整个苏联的自由化趋势同步。作协第三届大会是考虑民族自觉因素议事日程的首次体现，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用罗马尼亚语举行的首次类似活动。

巴萨拉比亚的文化抗议是一场沉默无声，但又是以顽强无畏的精神来捍卫民族身份的斗争。最终，反对派获胜了，但所遗留的文化产业还需要时间来收纳整合。

洛河（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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